(明報)2010年7月30日 星期五 05:05
【明報專訊】廣州市政協委員紀可光月初向政府提案，要求廣州電視台的主要頻道，改用普通話廣播，一石激起千重浪，觸發大規模捍衛粵語運動。數以千計年輕人（有說逾2萬人），湧到地鐵江南西站出口集會，力挺廣州話；而廣東的幹部、傳媒及文化界名人，甚至廣州電視台高層，也或明或暗的力撐廣州話。廣州人為何反應如此激烈？這場廣州的保衛粵語運動，實與香港近年連串保育事件，密不可分。
語言文字具有社會控制功能
語言文字，從來都不是溝通工具那麼簡單，對政權而言，它具有重要的社會控制功能，是政治制度的主要組成。清朝思想家龔自珍曾有言道：「欲知大道，必先為史；欲滅其國，先毁其史。」民間稍作改動，變成「欲滅其國，必先毁其史；欲誅其族，必先去其文化」。無論「史」，還是「文化」，都是一個族群集體回憶的主要載具，是其身分認同的泉源。因此，語言文字有深刻的政治烙印。香港70年代爭取中文合法地位的「中文運動」，就被詮釋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行動。
建立政權後，推出新語言、新文化，同時重新修撰史書經典，目的不外乎再樹正統，炫耀新政權的蓋世功績、宣揚統治理念，並將各族群的集體記憶抹掉，古往今來，莫不如此。明朝修撰《永樂大典》、清朝花費大量精力編制《四庫全書》，秦始皇滅六國後，實施「書同文、車同軌」，蔣介石退守台灣後，全面推廣國語，封殺台語等，都有這方面的需要。當然，統一文字語言，對政令通行大有助益，還可大量減省施政成本。
中共建政後，同樣制訂了標準普通話，以及簡體漢字，並在全國推廣。不過，這種「推廣」，是帶有強制性質的行政指令，而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，其效率或殺傷力，非常驚人。過去幾十年，全國「推普」，除了講普通話的人口激增，其強烈的排他性也成就了它的「纍纍碩果」。
少數民族語言瀕危
年前，國內40多名語言學家，聯名緊急呼籲保護瀕危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，因為全國56個民族中，已發現的少數民族語言有120多種，但每一到兩年就消失一種。2007年中，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資訊管理司司長李宇明曾表示：「目前中國會說滿語的人已經不到100人！」滿族逾千萬人口，只有不足100人會說滿語，能書寫滿文者，全國更不足20人。百年前的滿清皇朝，滿文滿語還是官方文字語言，今天竟淪落至此！這些民族語言的衰落、消失，雖有環境、語言本身生命力等因素，但北京當局的語言政策，也該有一份「功勞」。
80年代是北京的少數民族政策最寬鬆時期，當時對新疆、西藏的宗教打壓力度最少，對少數民族的母語也比較寬容。而且，當時粵語隨著香港電視劇及流行曲而大舉北伐，打下大片江山，當局對此也能容忍，而非今天那樣，連電視主持也禁講港台腔。近年，隨著疆獨、藏獨轉趨活躍，北京的推普力度也不斷加強，甚至成為各級官員的政治任務。
廣州人深明，當局以政治力量去強推普通話的結果，意味著粵語的生存空間很快會萎縮，最後變成「滿語」的翻版。他們對北京行政命令的威力，比香港人的體會深刻得多，危機感也大很多。而且，如果只是單純在廣州推廣普通話，大可增加一至多個普通話台，讓廣州電視台保留粵語頻道，這豈非兩全其美？但紀可光建議以普通話取代粵語廣播，則令人有無限的想像空間：今日是廣州電視台，他朝會也可以「推普」為名，禁止電子傳媒使用粵語，屆時粵語的消忘也就指日可待了。正是這份擔憂，促成捍衛粵語運動。
當然，廣州市民反應如此激烈，還有更切身的現實因素。廣州經過30年的經濟起飛，到處都是新大樓、新屋苑，而舊建築早被拆得七七八八，舊社區也被毁得差不多了，今年初展開的廣州史上最大規模舊城改造，連最後一片集體記憶的淨土「西關一帶」，也不能倖免。大拆大建之後，廣州還是廣州嗎？廣州還剩下什麼呢？類似的拷問，香港的80後年輕人也曾悲鳴吶喊，更走上街頭，保衛天星碼頭、保護菜園村。
留住廣州文化 守護集體回憶
廣州城的消逝已無可挽回，而粵語也就成了留住廣州文化、守護集體回憶的孤燈殘燭、最後堡壘。此時此刻還不挺身而出？這種使命感、危機感，驅使廣州市民在強大專政壓力下，也不惜飛蛾撲火，燃燒自己去照亮南粵的大地，傳遞守衛粵語文化、傳承集體回憶的決心！
